哥特兰岛上的追寻

塔可夫斯基风格的树 王家新 摄

伯格曼在海边的房子 王家新 摄

待登上我们在山坡上的住地时，山坡下那错落有致的古城和彤云迸放、波光如镜的大海便全然展现在面前，大家几乎都要欢呼起来了。

■王家新

今年8月下旬，我和其他几位中国诗人应邀参加由瑞典哥特兰岛作家和翻译家中心组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诗歌节。这是我第一次前往北欧——我想象中的由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严峻的冰雪与温暖的波罗的海相互映照的北欧。

哥特兰岛为瑞典最大的一个岛，位于瑞典东南端的波罗的海，全岛100多公里长，人口约7万，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从斯德哥尔摩坐大巴出发，然后再乘船3小时，下船后，向上迈入它的首府维斯比（在历史上它曾是汉萨王国同盟城，现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老城门时，我们便被它的美惊呆了：毁弃的或仍在高高屹立的城堡和教堂，四周布满店铺和露天咖啡馆的诱人小广场，一道道被磨亮的老街、砂岩拱廊和童话般的房屋……待登上我们在山坡上的住地时，山坡下那错落有致的古城和彤云迸放、波光如镜的大海便全然展现在面前，大家几乎都要欢呼起来了。

还写什么诗？在这里，写一首就多一首。大口呼吸吧，为了这世上最清澈的空气！拍照吧，不仅是为了“留念”，更是为了把黄昏时分那金子一样镀亮山岩、屋顶和我们额头的光留下来……

然而，深深吸引我的，不仅是岛上风光童话般的美，还有两位艺术大师在这里留下的足迹。诗歌节的朗诵每天主要在维斯比市中心一个废弃的大教堂内进行。我和蓝蓝一进去就有点愣了。我们在互相问：这不就是塔可夫斯基《乡愁》中的场景吗？那古老的高大廊柱仍屹立着，犹如精神不死的骨架。在电影《乡愁》的结尾，塔可夫斯基正是在这样的大教堂废址内置入了雾气洋溢的树木和俄罗斯房舍，以此构成全新的庇护和启示性景象。他所做的，是一般人想不出来的。

当然，《乡愁》并不是在哥特兰岛而是在意大利拍的。这位苏联著名导演在哥特兰岛拍的，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杰作：《牺牲》。多年前看《牺牲》，使我最受震动的是主人公最后烧掉自己的房子追随女巫而去的情景，那冲天而起的火光，那劈啪爆裂的声音，曾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另一个就是穿插在影片中的树的意象：一个不知名的少年每天吃力地提着两大桶水去海滩上浇一棵枯树。电影最后，在我们目睹亚历山大的房子被烧成灰烬后，这棵树居然复活了——多么动人啊，风吹动着树上每一片簇新的叶子，巴赫的音乐响起……

这就是塔可夫斯基深刻影响我们的根本原因。“我想做的，乃是提出质疑并对深入我们生命核心的诸般问题有所论证，从而把观众带回到我们存在的隐伏、干涸的泉源”（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这正是他之于我们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而这次来，我也从其他诗人那里感到了这种精神的回响。惊喜的是丹麦著名女诗人皮娅这次带来朗诵的诗集就叫《塔可夫斯基的马》，其中的同题诗叙述她在父亲去世后怎样长久悲痛地说不出话，直到一次在从柏林坐火车归来的旅途上，临近一片海湾时，她“看见”了那多次在塔可夫斯基电影中出现的马，然后她哭出了声来……

不仅如此，在特地来哥特兰岛为诗歌节拍照的瑞典摄影家卡特的摄影集中居然有一棵“塔可夫斯基的树”！它就出现在一些诺贝尔奖获奖作家诸如帕慕克和其他作家、艺术家的肖象中间。的确，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肖像：不屈不挠的孤绝身姿和投在地上的深邃影子……我问他拍摄这幅作品是不是受到塔可夫斯基的启发。他回答说是的，不过那棵树已不存在。它只为那部电影而存在。

是吗？我不甘心地问道。从此，仿佛一颗种子落下了根，那几天在岛上漫游时，我一直在寻觅着什么。是的，那棵树！那棵在塔可夫斯基的世界中出现的树，那棵孤单、倔犟而又仿佛是从我们的血肉中长出来的树，那棵在巴赫的音乐中奇迹般复活的树……

为此我们去过无数的海滩。成片的松林在海风中起伏，却很难找到一棵兀自挺立的树。我们感叹：在这里，要发现一棵孤单的树可真难啊。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脱离了群体的树在海边很难存活。

但在这世上，总会出现一些特立独行者。塔可夫斯基就是这样一棵“孤绝的树”，伯格曼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来之前，居住在瑞典的中文诗人、翻译家李笠在信中就特意告诉我，哥特兰岛是这位电影大师中、晚年生活的地方。来后第二天，我们就开上了从哥特兰大学谢老师那里借来的车，长驱五六十公里，去哥特兰最北端的费罗岛（它与哥特兰主岛隔一个小海湾，还需乘渡船），去寻访伯格曼那神话般的住所。

然而，那地方很不好找，没有任何指示路标。临近目的地时，我们绕来绕去，不得不停车好几次问路，其间还被一个从屋里出来的女人咒骂了一通。我们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跳起脚来骂。是被打扰了吗，还是她已完全疯了？不过这样也好，这会加深我们对伯格曼那鬼影幢幢的世界的理解。

那诅咒声，我们“逃”了大半公里仍能隐隐听到。

据传记材料记载，伯格曼是上个世纪70年代移居到这里的。他亲自设计了这个面向大海、掩映在森林中的住所兼工作室。他后期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写作、拍摄和剪辑的。这里是他晚年唯一的家，据说戛纳电影节50周年大庆把终身成就奖授予他时，他也懒得出门，只是让他的女儿前往代领。到他最后一部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1982年）拍摄完毕后，他便完全在这里生活，直到前年夏天在这里谢世。

现在，一代大师的居所已空无一人，周围设有禁止入内的标志，成为一片由密林和寂静守护的禁地。但我们已顾不上那么多了，轻轻推开森林小道边的木栅门，蹑手蹑脚进入了这个我们早在《野草莓》等电影中窥见到的神秘世界。我们是从后门溜进去的，一进去，便骤然被那渗透林间的寂静所控制。树阴下，伯格曼那辆深红色的奔驰牌旧车还在，好像仍在等着它那高大、佝偻着腰的主人。我在心里不由得感叹：一个人要长年生活在这里，需要怎样的勇气！

沿着布满青苔的石头垒成的长长围墙，我们在后院里开始拍照。这个只有一层、长约五六十米、用木头和石块建成的简朴住所。与其说是一个“诗意栖居”之所，不如说是一个“秘密工作间”，而我们无法进入。我们在这里又能找到什么？不过，我多么爱这些累累无言的石头！待绕到屋子的侧面时，从松林中透来的海风更是使我精神一振：这就是一个人的晚年独自为伴的大海了（伯格曼的夫人比他早逝世11年）。我们去时，正值正午，宽大的起居室窗户面对的大海一片波光粼粼，真使人“犹在镜中”（这又是伯格曼一部电影的名字）。不过，到了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严冬怎么办呢？

后来我才知道，伯格曼为他这个住所亲自设计了一个俄国式的带热炕的壁炉。冬天他就躺在那里读书、思考，听着那架古老的挂钟在寂静中发出的深邃轰响。这使我想起我曾访问过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黑森林山上的小屋。是的，“严冬的深夜里，暴风雪在小屋外肆虐，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思考的呢？这时，所有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猛烈的风暴一样”（海德格尔《人与思想者》）。

那些终生投身于精神劳作的人会理解这一切！正是来到这里，我知道自己“孤独得还不够”。我们献身的勇气也远远不够。在这无言掩映在松林边的房子一侧，在那无垠展开的波光如镜的大海前，我们都静默下来了。我们变得像几个游魂，四周静得甚至已听不见自己的脚步。

一代大师去了。他就安葬在当地小教堂的墓园内。我们去看了那墓园。没有高大的墓碑，只是在一方朝向大海的朴拙石头上刻着他的名字及生卒年月。“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这是瓦雷里《海滨墓园》中的名句。伯格曼会这样写吗？不会的。他进入的是一片更加不可追问的沉默。他一生留下的40余部电影及多部戏剧，从某种意义上，正如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从被给予的信仰（他父亲就是一位严厉的牧师），到“被揭露的确信”并最终到“上帝的沉默”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历程。当然，在他作品中也有安慰、净化，但他留下更多的，是那黑暗中的谜。即使在他晚年拍下的《芬妮与亚历山大》中，他也没有中止他对灵魂世界的无畏探索，他带领我们“跃入”的，是那“童年的深渊”！

哥特兰——费罗岛之旅之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使我们感到一个超越一切现实虚荣、平庸和懦弱的艺术大师是怎样把他对生命的追问一直带入他的晚年。它更使我们自省，为我们再次显现出存在的光亮和尊严。它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存在的隐伏、干涸的泉源”！

归来，又是黄昏。哥特兰岛，那海之光，那黄昏之光，再一次镀亮了旅途、车窗和我们的额头。我们岂止是陶醉了，我们的灵魂（它仅仅属于我们吗），深深经受着那光的洗礼……

《中国教育报》2009年12月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