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伊斯坦布尔》：看得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忧伤

“他在尋覓他出生城市的憂郁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沖突和交錯的新象征。”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諾貝爾文學獎第壹次將壹個作家與他生長的城市聯在了壹起。至少我們現在明白，壹個作家的出生城市和這個作家是平等的。是的，我說的是“出生的城市”，是壹個作家真正的出生地、棲息地，不是什麽“約克納帕塔法”，也不是什麽“看不見的城市”。就像卡夫卡的布拉格、普魯斯特的巴黎、博爾赫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壹樣，伊斯坦布爾對于帕慕克來說，是摸得著呼吸得到的，是壹座“看得見的城市”。他沒有以它爲主題寫進虛構小說，而是采取了回憶錄的形式，我認爲是壹種虔誠。

《伊斯坦布爾：壹座城市的記憶》寫的是“都市童年”，但是，比起他的前輩本雅明來，帕慕克也許要幸運得多。因爲後者在撰寫《壹九○○年前後柏林的童年》時，人們還不知道如何表達這種生活。“我努力把握住那些包含著市民階級子弟在大都市中所獲得的經驗的畫面。這些畫面應該接受它們自己的命運，我想這是有可能的。雖然這些畫面尚未像數百年來對鄉村童年的回憶那樣獲得對田園風情的特有表達形式，但這些都市童年的畫面或許能夠預先塑造蘊含其中的未來之曆史經驗。”顯然，帕慕克並沒有本雅明的那種對人類文明曆史的大的企圖和憂患，他的伊斯坦布爾就是伊斯坦布爾，正如他談到這座城市作爲“廢墟的憂傷”時，也不是本雅明寓言意義上的“廢墟”。伊斯坦布爾作爲壹個地跨歐亞曆經兩大帝國的千年古城，它的交融沖突興衰起落，在帕慕克身上激起的無疑是切膚之痛。“奧斯曼帝國瓦解後，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兩千年的曆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壹直是壹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我壹生不是對抗這種憂傷，就是讓她成爲自己的憂傷。”

這種憂傷，就是“呼愁”（這是土耳其語“憂傷”的音譯，中文譯者借用了宋詩元曲，算是兼顧其義。宋代陸遊有“壹窗殘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之句）。“呼愁”何物，帕慕克書中多有交待，其實不特指土耳其，單說中國，那些從昌明隆盛壹腳跌到瓦竈繩床的晚唐詩人，那些在遠洋海輪上苦吟在異國他鄉悲歎的中國近世留學生，所品砸的何嘗不是“呼愁”？此種憂傷，帕慕克沒有明說，但是在我看來，是屬于東方的。它是群體的，有時候會變成“民族寓言”；它是朦胧的，它“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現實，它帶給我們安慰”；它是視覺的，帕慕克爲了讓這種憂傷看得見，不惜花四頁的篇幅描繪了近百個憂傷的場景：從隆冬停泊在廢棄港口的博斯普魯斯老渡船到拜占庭帝國崩潰以來的城牆廢墟，從在清真寺中庭販賣宗教讀物、念珠和朝聖油的老人到飛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馬爾馬拉海時俯瞰整個城市的鹳鳥……當然，更別提書中穿插的206幅黑白照片了。按照羅蘭・巴特的說法，“照片不會使人回憶起往事（照片中沒有任何普魯斯特式的東西）。照片對我所起的作用不是重現已經消失了（由時間和距離造成的）的東西，而是證實我眼下所見的東西真的存在過。”這種存在，這種所有由盛到衰的時代和文化都擁有的失敗、猶豫、挫折和貧窮的存在，就在那裏，難以回避。

在《伊斯坦布爾：壹座城市的記憶》裏，我讀到了帕慕克在東西方夾縫中的那種真實的心態。有面對西方他者觀看時的不安（帕慕克並不認同列維－施特勞斯的那種“熱帶的憂郁”），也有對伊斯坦布爾的集體鄉愁的辯解。帕慕克看到了“呼愁”麻痹的壹面，但他也認爲“与呼愁'在貧困之時教人忍耐，也鼓勵我們逆向閱讀城市的生活與曆史，它讓伊斯坦布爾人不把挫敗與貧窮看作曆史終點，而是早在他們出生前便已選定的光榮起點。”老實說，我並不太喜歡這種給城市形象定位的說辭，也不喜歡這種“國民性”的代言，我更願意看到那種個人化的憂傷的碎片、記憶的細節。正如帕慕克提到的，對于那些受西方文化刺激並接觸當代世界的伊斯坦布爾作家而言，“除了与呼愁帶來的群體感之外，他們也渴望蒙田的理性主義和梭羅的心靈孤寂”，也就是壹種西方的個人憂傷。帕慕克無疑也是如此。但是，只要是身處東西方之間，那麽――如何在群族共同體的歸宿感和個體精神承擔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文化出現落差時不陷入要麽閉關自守要麽全盤他化的悖論――這個問題就會壹直存在。“呼愁”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全球化會消解“呼愁”嗎？我想，答案在帕慕克的寫作之中。當然，《伊斯坦布爾：壹座城市的記憶》遠非只關大義的民族志，也不是供“東方學”解剖的乏味樣本，它更是壹部充滿個人溫情記憶的有趣的個人史。

對帕慕克這樣壹個與博爾赫斯、卡爾維諾並提的作家來說，忽略他筆下的細節是件無法原諒的事情。

《伊斯坦布爾：壹座城市的記憶》[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著 何佩桦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