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的生命與自由

USA 哈羅德·梅耶森 2012-06-01 12:26

美國自由主義是否均衡呢?911恐怖襲擊之後,要捍衛壹個開放社會需要我們在安全和自由之間找到平衡點,需要我們在獨立宣言上闡明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的第壹條和第二條之間找到平衡點;我們還要提醒國人,在這場與封閉國家的爲理想而戰的鬥爭中,自由和寬容是我們彈藥庫中最具有效力的武器。既便如此,我們仍需要壹些常規武器輔助而行。


作爲反對美國的全球或者中東政策,而采取的911恐怖襲擊無論如何都不可理解。恐怖分子所依附的神權統治的極端民族主義是中東本土政策的壹個分支,尤其是在政治欠發達的壹些地區。問題集中體現在政權本身,這些政權無壹例外的都阻礙著政治的正常發展——政黨,聯盟,組織的形成,簡單來說就是文明社會和國會民主政治。這些政權包括波斯灣的君主壓迫制度,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無宗教的極權主義制度,伊朗的神權共和主義政體(在那裏神權主義者和大衆壹起參加戰爭),還有就是阿富汗(那裏沒有任何政權)。


這些政權都無意改善本國政治。相反的,他們鼓勵或者縱容地區性或者全球性政變,始終如壹的反對以色列反對美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在向阿拉伯國家首腦談到他在Camp David接受的中東和平進程確實是認真的。盡管奧斯陸協議是向和平邁出了很大壹步,然而真正的以巴和平協定對阿拉伯形形色色的政體來說是個不穩定因素,因爲對這些政體來說,反以色列思潮既代表了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意願,也是這些國家與民衆和諧共處的基石。


在中東大部分地區,對世俗政治的鎮壓(文明的缺失從而産生了這樣的政治)産生了壹種脫俗的政治——壹種種族和宗教的烏托邦主義——決心創造壹個全新的世界,那裏只有壹種信仰,壹個種族在壹種明確的教條下,不被其他思想和異教徒汙染。(葉芝曾將寫到:“我們用幻想滋養的心靈在錢的面前會變的殘忍”)這個名言用來描述塔利班是再確切不過了,在911前的和平年代裏,他們迫使印度教徒出入公衆場合帶上可識別的徽章,這不免讓我們想到了黃星標志。這則名言還有很多其他的解釋;911的恐怖分子可能不是神權主義者,但是他們堅信將西方從他們的世界裏去掉是壹種超驗的奮鬥目標也是萬能藥。


顯然通過發展軍事力量來震懾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者,不能改變民衆根深蒂固的內驅使力。文明社會各種機構的缺失,使得美國的選擇余地很有限:不像塞爾維亞,那裏本土政治的反對派很容易被民衆認同和接受。實際上,我們的國家政策是支持沙特這樣的政體,而那裏婦女沒有選舉權利。我們反對伊拉克,那裏婦女只有將選票投給薩達姆的權利,與此同時,我們計劃摧毀塔利班組織,他們根本上剝奪了婦女上學和工作的權利。


在這個地區進行民主政治改革選擇余地如此有限,難怪美國沒有能夠堅持下去。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策略又受到我們國家石油工業的支配。布什任職期間,我們的內閣可以精確的描述成能源工業操縱下的政府權利。說我們在中東和阿拉伯地區的自由民主價值不確定就是做的太仁慈了。由布什政府的鑽油觀點而導致這壹地區方針的削弱是主要問題。而另外壹個問題就是向世界澄清,美國歡迎和保護阿拉伯公民和居民。


當然,什麽都沒有以巴沖突問題的解決更能體現民主自由的價值。從以色列的從占領區撤兵,巴勒斯坦的建立,到阿拉伯和以色列正式和平條約的簽署以及美國和其他軍事力量的駐紮,事情早就很清楚了。就其本身看來,這樣的安置既有利于以色列也有利于巴勒斯坦,而且能夠減少國家之間的民族分歧。然而也恰恰是因爲這個原因,遭到了兩國民族極端分子的反對——正如90年代中期,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總理拉賓友好關系的重建,因拉賓的被刺和壹波又壹波哈馬斯的恐怖爆炸事件而終止。


而今,既然巴勒斯坦也是壹個非宗教的國家,至少是壹個非原教旨主義的阿拉伯國家,那麽還不清楚本·拉登以及他們的組織是如何看待巴勒斯坦的。但是,即便是以巴合約不會減少——而可能事實上會增加——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也很難設想自由民主的力量會在它缺失的中東地區有任何進展。持續的沖突給這個地區的統治者以借口可以在他們的領地上持續鎮壓更加民主的政治的發展。沒有壹個是去解除自由所倡導的安全措施。民主黨領導人提議的建立機場安全問題同盟就是這樣的問題,而對此壹些共和黨人反對,因爲這與他們壹直所堅信依賴的市場相反。但是,自由平等也應該謹慎對待這樣的安全問題,區分對公衆安全的威脅和對平民智慧的威脅也是曆史性難題。壹方面,對沒有能夠認清那些反對全球化的非美國人的邪惡本質而氣惱。而目光短淺卻和同謀是有很大區別的,這也是壹般評論員常常混淆的地方。


此外,自由對國家安全的最大貢獻就是它捍衛了壹個開放,人人平等的社會。早期美國戰爭時候,無論是政府還是媒體在危機中通過斥責各種歧視來做壹些有益的事情。有時候那也是戰略回饋:我們努力去贏得朋友以及去影響中東地區的人們。但是,這也是壹個反作用的回饋:911襲擊之後的幾個小時候,紐約市市長Rudy Giuliani和所有網絡新聞的矛頭卻沒有指向美國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不是出于國際影響,而是出于壹種信念。


相比較而言,如果政府在二戰期間對待美國的德國人和日本人是這樣的政策,那樣應該是相對受歡迎的。現在的美國人和那個時候拘押成千上萬的美籍日本人的美國人天壤之別,正是人權理念的廣泛接納和對種族歧視的厭惡造就了這種差別。這是50年代和60年代人權運動的遺留問題。我們反對大壹統社會擁護者的文明沖突觀念的戰爭究竟是什麽樣的,我們追求多樣化和平等的努力就是我們最好的武器。這樣武器在自由派和激進派之間通向美國自由價值的戰役中被鍛造。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今天的自由更應該發揮這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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