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居民身份的千古之谜

摘要：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桃花源记》作为陶渊明的著名篇什，是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现代以来对该篇的研究较为重要的成果有二：一是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二是唐长儒先生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后者是对陈寅恪先生文的商榷。他们的结论皆有可取，亦皆有缺憾。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桃花源居人的身份归属——桃花源里的居民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又属于哪个民族？这是南北朝时期留下来的千古之谜。《桃花源记》中所包含的若干居民建筑与居住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使我们从民俗和生态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新的解读成为可能。

关键词：陶渊明；《桃花源记》；身份；千古之谜

桃花源画（图文无关）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流传千古的著名篇什。古往今来，对该文的研究成果不可胜计。其中现代史家的研究，较为重要者有二：一是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文中主要论证真实之桃花源不在南方之武陵，而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真实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赢秦，所居之所为坞堡[1](p168~178)；二是唐长儒先生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是对陈寅恪先生文的商榷，他倾向于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所本基本上取自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同一时代的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桃花源居人的生活秩序不同于北方之坞堡[2](p622~635)。他们的结论皆有可取，亦皆有缺憾。比如：桃花源究竟在哪里，属何种性质？如果桃花源之居人不是生活在坞堡中，那么他们与坞堡有何关系？皆不得而知。管见以为，对桃花源位置之所在的探究是必要的，但问题的症结，或许不在于此。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桃花源居人的身份归属。

一、桃花源人并非蛮民

或以为《桃花源记》中所记乃蛮族，如唐长儒先生认为《桃花源记》所述故事乃是根据武陵蛮族的传说，结合了当时常见的逃往入山之事作成。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对于一篇文学作品来说，虽然其形成过程中往往受若干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不能否认某些关键性事件的主导作用，如果其时所谓“蛮族”和“逃往入山”者的事迹是惟一的，那么唐长儒先生的上述结论就应该不会存在大的疑问。陶渊明完全有可能只根据这样一种原型（素材）来创作其《桃花源记》。问题是在陶渊明时代，他还完全有可能接触到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事迹，那就是北人的南渡。北人南渡肇始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3](卷15《地理志下》)，“三辅豪族流于樊沔”[4](卷168引《南雍州记》)，时“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3](卷65《王导传》)。据研究，自永嘉之乱迄刘宋之季，北人南迁的总数约90万，占当时南朝注籍人口的1/6强[5](p495)；“迁居江南的北方流民，一部分居处于东晋南朝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另一部分居处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深入山区的那部分人”，所谓深入山区，亦即“深入群蛮地区而又保持原有社会结构的那部分人”[6](p326~327)。

揆诸史实，笔者以为《桃花源记》中所记应为早期客家人。客家人与当地居民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特征，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乃由中原迁徙到南方，是汉民族在我国南方形成的一个民系。《桃花源记》中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批早期客家人的事迹。

为论述方便起见，兹将中华书局逯钦立校注本《桃花源记》迻录于下：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于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後遂无问津者[7](p165~166)。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桃花源的非同一般的景象。这里“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其中或有夸张的成分，现实中的情状或许没有如此发达，但判断桃花源社会之发达程度不同于其他地方，当不会有错。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具有浓郁的自治色彩的乡村社会。所谓“外人”，自然包涵有别于“土著”之意。《桃花源诗》中亦称桃花源人“淳薄既异源”，逯注曰：“桃花源淳厚，人间世澆薄。”即：桃花源居人与其他族群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是由于“根源不同”[7](p168)，其说甚是。

倘以桃花源居人为蛮族，则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桃花源远在山区，其位置与蛮族的分布区域相吻合。但这一前提并不能同时涵盖桃花源。从“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以及“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等民居、民俗等情况来看，这里秩序井然，民风纯朴，此桃花源中人应有着相当深厚的农耕文化渊源，透过这些极为简略却内涵丰富的文字，人们仿佛可以嗅出桃花源中那浸润着诗书礼仪的淳风良俗，而这应该是“岨藉山川，世为抄暴”[8](卷32《蕲水》)和“恃险作梗”[9](卷11《宇文护传》)的蛮族所很难具备的，二者之别，何止霄壤。

此外，唐长儒先生所举出的几个关涉蛮族的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反证这个问题。如《水经注》卷37《沅水》：

沅南县西南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险四绝，昔有蛮民避寇居之，故谓之夷望也。

《宋书》卷97《蛮传》：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分建部落，布在诸郡县。……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往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

由以上记载可知，这些所谓“蛮民”皆所在“深险”，虽有“贫者不复堪命，多逃往入蛮”，似乎仍在政府关注之中，对于蛮族的某些情况，比如蛮族的地区分布和社会发育程度等等，官方还是有一定了解的[10]。但据《桃花源记》中所陈，桃花源中人“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说明这些人对桃花源外的世界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当不属于政府已经掌握其情状的蛮民系列。因此，如果没有坚强的理由，不宜勉强将桃花源中的居人归类为习惯上所认识的蛮族。

二、桃花源人聚族而居

《桃花源记》中之“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云云，我们当然不可理解得太实，即不可机械地理解为这些人来自赢秦（甚或苻秦），但当被发现时应该是来此地很长时间之后的事情，则是合理的。在如此长的时间之内，他们与外界居然没有任何交往，只是同“邑人”相聚，那么这种居住方式只能是宗族而已。又据《桃花源诗》：“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7](p167)，即他们祭祀祖先的内容与程式是世代承袭的，属于“古法”，他们在服饰方面也在刻意坚守着自己从前的传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们要以传统的方式留住自己原居地的文化，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自己原居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才是正统的。他们应该是最早的客家人。

如所周知，早期客家人自中原南迁，肇始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据罗香林先生考证，客家先民主要属于“司豫流人”，其“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11](p14、33)。南徙的客家先民所坚守的传统文化，正是源于这一地区（案：这也是陈寅恪先生在其《桃花源记旁证》中认为真实桃花源之所在的地区），这些来自中原汉族的客家先民，以宗族和坞堡的形式成功地保留了原居地即中原地区的文化、语言、习俗，不仅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或曰宗族共同体），而且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而长期保留，有赖于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客家人的祖先往往依其南宋前的原籍相聚而居，结为一个与外界鲜有往来的闭塞社会”[6](p327)。也就是说，他们与山区中的蛮族为邻或终于不可避免，但宗族的秩序并未打乱，而一直保持下来。与江东地区原始住民的比较松散的宗族组织相比，来自中原的宗族却很紧密，这是因为北人大批南渡之后，一方面具有较强的族系意识，有意识地保持着原有的文化传统；二是他们聚居在一起，自成社区[12]。黎虎先生认为客家是西晋永嘉之乱以后陆续从中原地区南迁，现今居于粤、赣、闽交界处为中心的汉族的一支。明确指出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客家人，应该是以那些迁入山区、受江南风气影响较小的那部分人为主体的，他们迁入山区之后，严酷的环境要求他们更需要加强宗族团结，于是聚族而居的习俗得以保持并发展。因此，那些南渡以后定居于发达地区的北方人，后来并没有演化为客家人，而只是那些深入山区并保持聚族而居传统的北人才有可能逐步演化为客家人，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南渡而没有都成为客家人的重要原因之一[6](p327)。所论极是。

笔者亦有一种类似的看法，那就是：称为客家人的北方人，应是属地位稍次要的宗族势力，他们不像其时那些一流宗族那样身居要职，居住在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之地域，至少在某一支系开始之时如此。如东晋时的门阀士族，他们居住在城市，身居要职，影响甚至垄断着中央的政权，自不同于远徙山险的“客家”。

三、桃花源人所居为大宅

东汉末的仲长统在其所著《昌言》中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所谓“豪人”，即豪族、大族，如彼时梁冀之家与其妻的娘家距街道对峙，集中了土木建筑的精华，多间房屋相连[13](卷34《梁冀传》)；陈郡的豪族彭氏也是“起造大舍，高楼临道”[13](卷77《黄昌传》)。此外，包括郑州出土的画像砖[14]，广州出土的住宅模型[15]等，都属此类大宅，可见东汉末大族的住宅建筑的一般情况。至于坞堡建筑，虽不是在东汉末方出现，但汉末以来发展最盛，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16](p57)。其建筑特征为：有防御功能的高大院墙、封闭性强、室宇连接。坞堡主多由控制宗族势力的士族、豪强担任，坞堡内部的各项事务皆由其主持[17]。永嘉乱后，坞堡成为北方百姓生存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安排生产与生活的经济单位[18](p175)。

案中华书局本《桃花源记》中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断句似有问题。根据该篇的叙述模式，这些情景皆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即以“武陵捕鱼人”视角所观察到的情景，因此所谓“悉如外人”，自应是捕鱼人观察之后的感受。故应断句为：“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这些描述所透露出的信息是：

1、居所经过统一规划，周围围绕着田地、池塘、桑竹；

2、田地较为集中，大家一起劳动；

3、如前所陈，所谓“外人”，即蕴涵上述一切均有别于“土著”之意。

凡此种种，均表明这是一个聚族而居的群体，是一个大家族或宗族。而“宗族共同体聚居”与“围堡式大屋”正是客家民居的两大基本特征[19]。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记》是寓意和写实相结合之作，西晋八王之乱以后人们流离失所，迁徙到一些山势险峻，可以守备而又有水泉灌溉以自给的处所，屯聚为坞堡。陈寅恪先生指出桃花源中人的居住形式为坞堡式建筑，是正确的。《艺文类聚》卷86《果部上》将“屋舍俨然”作“邑室连接”，这种不同也许更逼近原著[1]。所谓“连接”起来的房屋，正是客家南迁山区之后所建造的大宅，这种大宅几乎是对北方东汉以来的坞堡的复制，通常有着高大、坚硬而连成一体的围墙，围墙同时也是“邑室连接”式住宅的墙壁。此外“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阡陌”，虽可指谓“田间道”，但亦可指谓“东西街道”[7](p167、81、119)。纵横垂直的街道，无疑沿袭了中原一带住宅建筑的传统。而这与南方土著的以干栏式建筑为主的传统居住形式自然大不相同[6]。

四、桃花源在南方

在具体地点上，陈寅恪先生坚持这个桃花源是写实的，且位置就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应为苻秦，而非赢秦[1](168~178)，则失之武断而令人难以苟同。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记》中所涉区域为北方，可能主要基于这样三个方面的考虑：

1、坞堡式建筑在北方；

2、桃花源的故事与传说记载中的北方的景象相符合；

3、桃花源中所谓“土地平旷”与北方的情形相合。[20](p128~144)

唐长儒先生曾经就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过不同看法，否认了陈寅恪的桃花源北方说[2]。但对如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仍然没有作出明确回答。

笔者管见以为，这三个方面大有可商榷之处。首先，坞堡式建筑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已不独为北方所有。虽然坞堡式建筑起源于中原或北方地区，但汉晋以来，坞堡式建筑已经与中原的若干建筑技术一起南下广州、湖北、云南等地[3]，关于这一点，学界成果颇夥，这里不再重复。兹更举一例。1991年江西吉安市吉水县发现了一座西晋砖室墓，属一世家大族，其结构颇有北方坞堡建筑的特征，而这种结构鲜见于江西乃至整个南方地区。[21]这说明北方的坞堡式建筑在江南地区落地以后，与当地的建筑风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在较长时期之内继续维持着这种差别。“客家人的南迁、定居与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在与自然和土著的艰苦斗争中，以大围屋为基地，团结一致，堡垒式地向前滚动发展的”[22]。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曾经的中原人逐渐稳定下来，虽然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习俗浸染，但他们并未遗失自己的文化特征。

其次，桃花源的故事未必反映北方的景象。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南北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碰撞十分深入，原产于北方的故事有可能传到南方，原产于南方的故事亦有可能传到北方。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的汉族群体大量迁徙至江淮流域，这些来自中原汉族的人民有的拥入城市，有的遁入山野，在与南方原居民的朝夕相处中不断融合，不同的文化开始对接。类似“桃花源的故事”这样的民间传说即是这种对接的一个组成部分。

胡怀琛先生曾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刘敬叔的《异苑》及任昉的《述异记》中所涉故事作过比对分析，以阐释其演进脉络。详如下表[23]：

胡怀琛先生认为陶渊明之《桃花源记》与刘敬叔之《异苑》、任昉之《述异记》在故事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者是《桃花源记》“词彩更为丰美，篇幅更长，更接近于一篇独立的小说”[23](P73)。根据它们的繁简程度，进而指出：“应该是简单的在前，繁复的在后。”[23](P75)结合魏晋南北朝小说（包括志怪、志人小说）的发展实际来看，此结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这些现象表明，上述故事从发生、流传到最终定型，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的。这与文学史上若干名篇的发展途径并无二致。唐长儒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故事经过了一个民间传说的过程[2](P627)，逯钦立先生也认为《桃花源记》有可能是在民间流传的故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7](P256)。笔者同意这个观点。既然承认《桃花源记》是一篇文学作品，既然这部文学作品是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上加工而成的，我们就不能排除其中有作者一定的想像和虚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桃花源记》所反映的景象就不必是纯粹的北方景象。

第三，如果一定要确定桃花源的位置，就应该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主要参照。不难看出，《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自然环境，更有可能是江南的环境。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身为南方人的陶渊明最熟悉的是南方，所以写的景色也不外乎南方。即令江南没有像北方那样一马平川或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但是江南山区未必就找不到一块“土地平旷”的地方，实际上，客家人居住地周围，虽然总体上山多地少，但还是有地可种的，而且由于无“王税”，故应该不难找到一块维持一个大家族生存的平旷之地。

最后，武陵之所在，应该断为江南地区。汉代“荆、扬之民”便“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24](卷38汉纪三十·王莽天凤五年)。据《桃花源记》所述，武陵是一个适合以捕鱼为业的去处，其间有“渔民”的存在，一派山清水秀，更似江南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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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胡怀琛.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M].南京:正中书局,民国二十三年

[24](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1]南宋的《蔡宽夫诗话》中说：“《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参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编辑部1978年2月“出版说明”

[2]唐长儒先生在其《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就桃花源之所在的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桃花源应在南方之武陵，虽然地点过于坐实，但肯定了桃花源在南方，是正确的。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第622－631页

[3]参见广州文管会、广州博物馆：《广州汉墓》（上），第424－428页，文物出版社，1981；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第5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云南省设计院《云南民居》编写组：《云南民居》，第4－1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